林伯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能源与环境约束

　　中国的高耗能增长方式始于50年代大跃进时期。工业化增长战略使重工业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导力量。1985年，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5%，1990年下降到50%， 2004年又高达68%，2002年到2004年是重工业增长最快的时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刺激了对重工业的投资。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预计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有大约3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安家和就业。城市人口的人均能耗大约是农村人口的3倍，大规模地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还将导致巨大的能源需求。因此，只要中国快速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望不变，高耗能工业的发展就无法避免。城市化进程还意味中国必须为大量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就牵涉到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出口增长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廉价产品需要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低价能源。目前低成本劳动力还不是问题，但是需要政府用税收和补贴去维持低价格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能源价格被人为压低，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影响。重工业在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使很多人意识到，低能源价格是能源过度消耗的主要原因。以快速增长的钢铁出口为例，钢铁行业是高耗能行业，如果在能源价格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的情况下，钢材出口还能赚钱，当然是好事。但目前的能源价格并没有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因此钢材出口是过度的，长期来看是亏本的。低价格导致能源利用低效率。中国的工业能耗至少比发达国家高一半，体制性的高耗当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市场选择。低价格鼓励了企业对高耗能或低效率的设备和技术进行投资，从企业角度看，这是合理的财务选择。从这一点看，低能源价格还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目前达到了37%，但是，外贸生产一直是低附加值、高能源消耗的模式。中国低能源价格还补贴了国际消费者。

　　过去和当前的能源低价格可能导致今后更高的能源价格。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使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中国的能源消耗不断增加，能源储量却不断下降。由于目前人均能耗很低，经济增长快，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资源的有限性和能源稀缺的高预期将使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能源价格可以有短期波动但无法改变长期的上涨趋势。过去三年中，国内原煤价格涨幅达29%，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期国际市场的原煤价格却上涨了79%。由于政府控制了能源价格特别是电力和石油的价格，煤价上涨并未能使煤炭需求得到有效抑制。由于主要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现在人为地把能源价格压低只会使未来的价格更高。中国的人均能耗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大约仅为美国人均水平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