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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万同性恋每天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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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08-19 来源:景天阁·同性天空
内容提示: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其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

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gay/" target="_blank">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其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艾滋病在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流行,将不限于该人群,会经该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或出现相反的传播。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

在去青岛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张北川教授在做什么,只知道他研究同性恋,办了一本同性恋杂志———《朋友通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内部资料,是对“男男”性接触者进行艾滋病健康干预和教育的一个项目。

尽管我自认为对同性恋者并无偏见,但临行前,我还是向同事咨询,可不可以和有艾滋病嫌疑的男同性恋握手,共同进餐,要不要自己带水等等。

“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刚到青岛,就接到张教授电话,说找了几个男同性恋者让我采访。长这么大,除了在书里和电影里,我还从未亲眼见过同性恋,不知道他们什么长相,怎样打扮,行为举止都有什么特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到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找张教授。

在大门口问警卫,他们让我顺着路走,说是后面的平房。走到楼前问几个学生,又说这里是教学区,根本没有性健康中心。

到底在哪儿呢?

据介绍,张教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

张教授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执行着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情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从业女性艾滋病性病干预及研究”;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张教授是中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199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着《同**》,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

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有卓越贡献的大牌专家,怎么人们都不知道呢?

无奈,我只好问一个洗衣女人,她没说话,只往那排平房里面指。

顺着平房我走过去,一扇防盗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椅。果然,这就是了。

小屋仅有十几平米,阴暗潮湿,墙上是水洇过的霉迹,紧挨柜子是一张破旧的手术床,屋子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我很奇怪,具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干预指挥部,怎么会是这样?

早上8点半,张教授推门进来,才53岁,头发花白,衣着朴素,带一副老式眼镜,说话很慢。我问张教授:“您就在这儿办公?”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有媒体报道,张教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医院负责人不让张教授的性健康中心进这幢大楼,说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1999年,附属医院撤销了性健康中心门诊,理由是耗费太大。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教授曾将国务院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文件给领导看,答复是“我只执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执行”。

“从1999年5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医条件,等于被剥夺了行医权利,这间房子还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授奖仪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去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美国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女士说:“艾滋病正在中国迅速蔓延。如果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须改变传统偏见和保守态度。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获得资讯和服务的权利,有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我希望向每个中国人发出这样的信息:艾滋病与耻辱无关。”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与偏见。在中国,张教授所领导的工作,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寒心。由于无法给病人看病,张教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张教授愤怒地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但院领导无动于衷。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无知不可怕,科学教育能纠正无知;

偏见不可怕,有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与高素质同**者的交流,会卓有成效地纠正偏见;但无知、偏见一旦与被腐败玷污的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极为反常的严重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这种阻力恰恰通常来自最基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我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出色的皮肤科教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艾滋病?”

张教授讲起这段经历,非常动情。他说:“我个人研究艾滋病易感人群,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开始的。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医学教授,我的医学启蒙老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是最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

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这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话。”张教授说到这里,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1988年,他终生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与男子有性关系。以后的几年,几个觊觎他科主任小小权力的人,几乎将他致于死地。他曾先后5次辞职,一直未被批准,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一次政治学习,几个人‘批判’了他两个多小时,当时那些人还经常当面羞辱他。事后我去看他,安慰他,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一辈子做了些什么……‘“这个事件持续了近5年,后来科内多名医生联名写信越级上告,要求上级派人调查。调查结束,领导说:”所有认识那位专家的学者都讲,谁和那位专家吵架,责任就在谁,因为那位专家从来不会吵架。’

“就这样,一个人的遭遇,使我开始关注一个人群,更使我认识到我们文明的缺陷。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热爱科学和人类生命的医生,遭遇了这种事件,都会为批判我们文化中的落后而奋起抗争。因为这也是保卫科学,保卫正义和理念,保卫自己的良知。”

在青岛,我有幸见到了张北川崇敬的这位老教授,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温文尔雅。通过和他的交谈,我了解了他的观点和经历。

这位老教授认为,在大街上你不难认出一名黑皮肤的人,在饭桌上你不难认出一个左撇子,但你能一下子认出一名同**者吗?肤色和利手都是明显的生理现象,但同**就不单是深藏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而且还涉及更为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性心理本身,它的质和量是可以用有关的各种“度”来表征的。一个人的**质量可以由多个谱系状态的不同程度来定位。例如:从绝对异**到绝对同**之间,存在着一个“性谱”,它以双**为中点,可以分为7个依序的性别倾慕度(按金西分类),又如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智慧的羞耻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作的风险度,性经历的深度等等,都是**质量的控制因素。这些“谱”和“度”都可以联系着同**来讨论。

谈到自己的经历,老人坦率地说:“人的爱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柏拉图式的,一种倾向于本能,而我是后者。”

在青岛,我还见到一位老者,他也是同性恋,人生经历尤为坎坷,但至今他仍用自己的退休金,供养着他没有工作的伴侣以及伴侣的妻子和儿子。我曾担心地问这位老人:“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些钱?”

他反问我:“留钱有什么用?”

我说:“养老呀,万一什么时候他们要走了呢?”

他淡淡地笑了:“如果他们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此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微笑着转身离我而去了。

“在公开场合,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

张教授对我说:“如同人的容貌必然有差别一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差别也是必然的,正常的,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罪恶。同性恋的出现首先与先天因素,包括染色体、大脑结构等有关;其次与个人出生后18—36个月的环境因素有关。治疗不能使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

他在论文中曾指出:“在经过100多年的科学研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确认,同性恋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并不再将其列为心理障碍(即变态)。国际上的大量调查表明,不同国家、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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