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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本质还是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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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8-19 来源:景天阁·同性天空
内容提示:同性恋究竟是道德沦丧还是天性使然。是正常性爱的表达方式之一还是某种病态的构成。一百多年来,随着同性恋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同性恋者和主流社会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来源,而且同性恋社区内对这些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自我表达方面,社区内既有旁若无人花枝招展的易装者,又有成员试图通过证明同性恋..

同性恋究竟是道德沦丧还是天性使然?是正常性爱的表达方式之一还是某种病态的构成?一百多年来,随着同性恋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同性恋者和主流社会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来源,而且同性恋社区内对这些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自我表达方面,社区内既有旁若无人花枝招展的易装者,又有成员试图通过证明同性恋倾向的先天性来争取主流社会的宽容和接受,还有一些人认定自己的性倾向有违宗教和道德传统而寻求“矫正”。

同性恋者自我表达的这番不同,与同性恋起源研究中的本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争论可谓一脉相承。本质论认为,性倾向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时间、地域和外界力量的生物要素,因此也被称为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essentialism),虽然有关探讨并不局限于寻找同性恋先天性的生物证据。坚持本质论的女同性恋学者朱迪。格拉汉认为:“同性恋文化很古老,相当古老,而且是连续的。我发现,同性恋文化有着它的传统人员,它的中心群体,它既遍布全球,又有着部落和精神根子。”建构论则认为,社会与文化的力量人为地造就了性倾向的观念,而这种力量会随着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所以建构论又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onism)。

激进派建构论学者大卫。霍尔普伦指出:“除了西方社会之外,同性恋在二十世纪以前也许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历史。”(Hogan&Hudson,1998)

◇建构论的冲击和启示

同性恋究竟指的是一种行为,一种心理感受,还是一种社会身份?

十七世纪的杰洛米。本森是最早呼吁将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的社会改革家,他当时用pederast一词来指同性恋,但pederast确切指的是与未成年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这与现在同性恋的定义大为不同。除了pederast之外,sodomy也是一个常用词,意为“鸡奸”,广义上指任何不涉及阴道插入的性交,包括肛交口交手淫等,但这些性行为并不是同性恋者的专利,异性恋性行为中也时常发生。另外,用行为来指代同性恋者,一来否定了同性恋者的心理感受,二来强行规入了一些限定条件下发生同性性关系的人,比如男妓,因输掉纸牌游戏而被迫为同性狱犯口交的囚犯等。

十九世纪后期,卡尔。亨利奇。乌尔利克斯、约翰。爱丁顿。西蒙德和爱德华。卡宾特等同性恋学者从个人的情感经历出发,认为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本性。他们列举了历史上对于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同性恋名人,试图说明同性恋者亘古就有。卡宾特还从旅行家和人类学家中采集资料,证明同性性行为散布于全球的原始部落中。

这些看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同性欲望是一种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人性本质之一,同性恋者是具有某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客观族群,而非社会所谴责的道德堕落者(二言,2000)。

与此同时,同性恋病态说正在医学界内取得共识。1869年,德国医生卡罗耶。玛利亚。科特贝涅创造“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来指称同性间的性吸引和性行为(Foucault,1976),但当时主张病理说的医学人士往往将“性欲倒错”和“性别错位”混为一谈,他们还从家庭遗传、脑部结构等各方面探讨这种“疾病”的先天性成因,试图找出“治疗”方法。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精神分析开始占据精神病学的主导地位,“弱父强母”的家庭环境也成为同性恋成因的标准解释(Herman,1995),同性恋被认为是性心理停滞发展的结果。与此针锋相对的是英国性学家蔼理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认为,同性恋与生俱来,并且是人类亘古以来的性爱表达之一。

六十年代,建构论成为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新工具,社会因素对性欲望所施加的影响也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跨文化研究表明,疯癫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阶段里并没有呈现稳定统一的范畴。建构论者进一步认为,精神变态是精神病专家在过去两个世纪内的主观臆想的产物,而非对客观病症的反映,其目的在于获取诊断权力,借此禁闭与那些在性行为上不遵循常规模式的少数人,医学成为继宗教和法律之后的又一禁锢性社会机制,成为主流社会道德的“科学代言人”。从确立性变态的疾病定义的那个时刻起,“白衣天使”就沦为与为社会压制同流合污的帮凶。凯。艾利克森于1964年指出:

“变态并非某些行为方式的内在特性,它是那些目击了这种行为的观众直接或者间接地强加给这些行为的标签。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变态的重要变量在于社会观众,而非(具有变态行为的)个人,因为只有观众最后才有权决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变态。”

建构论的重大突破在于从社会的角度──而非同性恋者本身──来探索同性恋的来源,这与同性恋病态说寻找同性恋生物或生理原因的努力背道而驰,对精神病学的理论根基提出了严厉挑战。英国社会学家玛丽。麦金托许于1968年在《同性恋角色》一文中指出:

“将一些人标定为‘偏离常态’,这种做法从两个方面施加了某种社会控制。首先,它使合乎常规或者不合乎常规的行为之间界限分明,将人群分为公开的、截然对立和可辨认的两个群体,这意味者一个人不可能轻易地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因为即使他稍微有了一些转移的迹象,这都意味着对这种群体的一切谴责和制裁将随之而来。其次,标签将偏离常态者从其他人中分离开,使他们偏离常态的行为和对这种行为的辩护只是局限于相对狭小的群体中。将同性恋定为一个专门的、受鄙视的、受惩罚的人群,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在整体上的纯洁性,就象将罪犯隔离后,来保证其他遵纪守法者。”(Mcintosh,1968)

麦金托许提出上述看法时,艾弗伦。胡克博士等有关同性恋正常性的研究已经在精神病学界和同性恋社区内得到传播,许多同性恋者也渴望能够借助专家们的权威来为自己的正常性“正名”。针对这种情形,激进派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萨斯在谴责精神病学对疾病定义的霸权的同时,指出同性恋社区本身的被动性和对科学界的过分依赖是他们难以翻身的重要原因。1970年,他在《法律、自由和精神病学》一书中指出,“精神病人”的弱点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法律权利,所以只能处于受人支配的地位,将科学权威人士视为帮助他们摆脱桎梏的救星。

“这种被动态度比任何其它事物都易于使他们成为替罪羊。

与其保护自己的诚实,他们就象精神分析学家所言,与进攻者认同。精神病人求得自由的最有效办法也许并不在于获得精神健康,而是在自行其是的同时,充分享受作为人的一切权利。“(Szasz,1989)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是建构论的最主要代表之一,他从六十年代开始,陆续对疯癫、刑罚、知识等议题进行了解构分析。1976年,他发表了《性史》第一卷,首次从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同性恋的医学来源,并将“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首次出现的1869年作为同性恋者正式被确立为一个族群的开始。

“古代民法和刑法规定,鸡奸是遭到禁止的行为之一……而在十九世纪,同性恋者成了一种人格,一种过去,一个案例历史,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形态特征,他们具有相似的解剖特征,并可能有着

神秘的生理特点。同性恋者作为个人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这种性倾向的影响……鸡奸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越轨行为,而同性恋者则是一个族群。”(Foucault,1976)

欧美社会在十七世纪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男性人口的剧增缩短了相互之间的人际距离,使男性间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供男同性恋者光顾的“渔场”

(经常是露天场所如公园和车站等)以及为男性客户提供性服务的男妓开始应运而生,同性性行为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当时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医学界更有能力通过扩大服务对象来扩展自己的权力范畴,而行为科学的兴起使人类的性行为成为新兴的研究对象,有关同性的大量法律和医学资料也从此开始积累,“同性恋”的概念受到了建构。

福柯认为,“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等名称的产生并非出于语言表达的便利,但这番表达确实使一群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即sodomite──正式被视为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社群。同性恋者被认为具有情绪不稳、歇斯底里、胆小敏感和具有自杀倾向等特征,并偏爱与未成年者发生性关系。利用这些特征,人们可以清楚地将同性恋者与其他人分辨开。对于福柯来说,同性性行为的欲望是先天由来还是后天获得,并不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名称的确立使医学歧视和道德谴责更为简便易行,因为对某种行为的反对一旦演变为对一个人群的谴责,对这种行为的压制就会趋向普及化、制度化和效率化。比如说,当同性性行为因为不伴随生育功能而被斥责为“道德败坏”或者“堕落”时,一位对同性表示性兴趣但并未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男子也成为谴责和歧视的对象,而这种谴责可以“防患于未燃”,使同性性行为在发生前就得到了制止。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压制在制造道德和医学理由时,也创造了大量语汇表达,而这些贬损性表达为日后同性恋文化发展打下基础的同时,也为它预设了反叛和敌意的色彩,如现在许多同性恋者毫不惭愧地自称“faggot”或者“pervert”,在遭到斥责时故意搔首弄姿,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对主流社会的抗议和不满。

《性史》第一卷发行的同一年,美国学者约翰逊。内德。卡茨发表了《美国同性恋历史》,试图从本质论的角度探讨同性恋族群在美国的演变历史,但两年后亚瑟。伊万的《巫术与同性恋反文化》则对这番本质论探求发起了直接进攻。本质论和建构论的冲突开始在同性恋研究领域内公开化,扩大化。建构论认为,由于“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分类存在,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这番标签,人人只是将性行为当作一种性表达而已,因而也就不会有“正常”与“变态”之分。确切地说,建构论研究的是同性恋社群或者同性恋者作为社会身份的来源,而非同性间的性吸引本身。

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辩论极大丰富了同性恋研究,也揭开了许多事实真相。比如,人们一直认为古希腊对同性恋宽容有加,但建构论有关权力关系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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