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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富有中国特色的先进同性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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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08-19 来源:景天阁·同性天空
内容提示:在中国的艾滋病易感人群中,如在吸毒人群、异性性交易人群、有偿献血者人群等之外,只有同性爱人群由其中具有先进文化意识的有识之士倡导,自发而又艰难地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行着以安全性行为为中心的自律教育活动。任何把同性爱者同社会剥离开来的审视都是缺乏科学态度的文化心理缺陷的表现。这种生活价值观的差异同样..

艾滋病防控,必须密切关注易感人群的动向,否则就成为无的放矢。在中国的艾滋病易感人群中,如在吸毒人群、异性性交易人群、有偿献血者人群等之外,只有同性爱人群由其中具有先进文化意识的有识之士倡导,自发而又艰难地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行着以安全性行为为中心的自律教育活动。除非对此一无所知,否则,没有人不会承认这是事实。

如果论述不同人群的区别,涉及的话题层面过于丰富。以我的认识,物质是基础,由当代生命科学初步发现的生理基础决定了同性爱和吸毒、性交易、卖血等可以造成艾滋病传播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素质型同性爱的发生首先是由生理因素驱动的,而不是由行为层面的原因造成的。至于同性爱人群中同样存在性交易、吸毒等不良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以及种种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只能说因为同性爱者也是社会成员之一,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同性爱者就会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受到种种社会思潮、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任何把同性爱者同社会剥离开来的审视都是缺乏科学态度的文化心理缺陷的表现。异性爱者中有人如此,同性爱者中也不例外。同性爱者和异性爱者的惟一区别只有基于生理原因决定的性取向差异,只有由这种差异形成的性关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性爱者在生活态度上,不论是严谨还是随意、是积极还是颓废、是勇于负责还是玩世不恭,都和异性爱人群一样。这种生活价值观的差异同样是社会文化潮流的多元化表现。可以这样说,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事象,都同样存在于同性爱人群和异性爱人群之中,这两个人群的不同只存在于性取向方面,其它方面则完全一致。

因此,我认为倡导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的同性爱文化,不论是从防控艾滋病的短程目标计,还是从解放社会精神生产力的远程目标计,不论是对同性爱人群本身还是对全社会,都具有科学的进步意义和价值。

倡导先进的现代同性爱文化,是针对中国性文化中存在的陈腐的传统同性爱文化而言的。

这种同性爱文化,或称之为同性爱亚文化,在中国的形成过程与西方不同。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没有经历“政教合一”阶段,因而没有发生过用宗教阐释、动用政治强权对同性爱者的血腥镇压。因此,当西方社会开始正视同性爱者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自己的生命权益时,架构其文化的主导思想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从反主流宗教到反政治的倾向。而在中国,同性爱者从来都被做为自然存在的社会人对待,中国的同性爱文化从来没有脱离社会伦理的轨道。因而,历史就积淀了西方所不存在的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

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的核心和中国传统主流性文化一样,其核心是以儒学道统为基础的封建伦理,虽然中国曾经从政治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道统演化成为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但儒家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学说,是“天人合一”的学说,是朴素唯物论的学说。反映到传统同性爱文化方面,仍然是以人为本,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同性爱者视为妖魔鬼怪。

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和同时期的西方同性爱文化相比的难能可贵之处。

正是具备这种朴素唯物观的审视,中国传统同性爱文化具有四种特色。

第一、“天人合一”的理念虽然为同性爱者强加了某种因果报应色彩,但仍然是对一种行为的思想审视模式。

这种认识最典型的当属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同性爱行为的描述。他虽然让鬼狐在同性性关系中充当了一方角色,但往往是对一些性放纵者的惩处戏弄,是性放纵者的行为种因得果。以鬼喻人,而不是将人化鬼。

顺便提一点,蒲松龄笔下的同性爱故事,典型表现了他的封建正统伦理观。但是,其中有两则故事表现出同性爱者之间真诚炽腻的爱恋。虽然蒲松龄用他的生花妙笔进行了评判,而且他的评判若译成现代白话不过是对肛交过程的反复无聊渲染、极尽讥讽嘲弄,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却迫使作家不得不去面对他本来以为不会存在的现实。

恐怕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蒲松龄的现实主义文学价值。

第二、用封建的正统两性伦理观同化了对同性爱及其性关系的审视。

中国正统的两性伦理是以“男尊女卑”、“阴阳相谐”的价值观为核心。对于人们不理解的同性爱现象,引入这种人格价值观。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从一般人对同性爱的印象,到见诸史籍的对同性爱现象的描述,无不把同性性关系的某一方,特别是被他们臆想中充当被动角色的那一方,视为极具有女性美感和女性心理,乃至在性行为方面同样有着女性的性需求和性感觉的“准女人”。

当然,对这种审视不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进行苛求。古人不想也不能出于科学目的去研究同性性关系中更深层次的“神秘”表现。比如,一个极其“娘娘腔”的男人不见得是同性爱者,而一个极其粗犷刚健的男人有可能是同性爱者;一个极具女性化的男人在同性性行为中充当主动者,而一个从各方面看都符合通常所认为的男性气质标准的男人却在同性性行为中存在被动接受的心理欲望和实践经历。这些在同性爱人群中普遍存在、并不多么“出奇”的现象,只能用科学认识才能作出准确的解释。用科学的方法来破译这些谜底是很难的。省事的办法,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思维定势,足以“放之四海皆准”、“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文法则,就是套用传统伦理来“快刀斩乱麻”进行人格价值的终审判决。因此,同性爱者被视为“准女人”当然会乐于接受“将男作女”的性关系。异性爱的审美观和人格价值观就这样扭曲了同性爱人群几千年,这种认识至今仍是中国人对同性爱典型认识标准之一,甚至大量同性爱者也认同了这种冥顽的文化。

第三、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强化了对同性爱者这种“男尊女卑”

的人格价值观。

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汉哀帝和董贤到袁世凯和豫剧戏子唐天喜、到曾做过大总统的北洋军阀曹锟和李彦青……究竟哪一方是被人们称为“兔子”的同性爱者呢?答案极明确,历来是地位卑贱的一方。比如把同性爱活动演到极致的曹锟和李彦青的关系,当年曾是社会舆论弹劾曹锟的“十大罪状”之一。然而,人们只说李彦青是“兔子”,决没有人说曹锟是“兔子”。

封建等级制度套用于同性性关系,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同性性行为几乎达到了“自由化”的现象。因为社会上本来就应该存在供高贵的阶层驱使奴役的卑贱阶层,那么身份卑微者被具有同性爱倾向的身份高贵者狎昵和占有,乃至进行人身交易,当然符合社会阶级关系的道德法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清代中叶以前,属于“下九流”

的艺人,不管那些做戏子的男孩子是否具有同性爱倾向,也都要以金钱交易方式去接受喜爱“男风”的身份高贵的“老斗”们的同性审美或性关系要求。至于僮仆、僧徒、理发匠、某些娱乐服务行业的伙计,与其说做“兔子”的是同性爱者,不如说是封建等级制度驱使他们成为同性性关系的接受者。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对同性爱曾经很“宽容”,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因果观、男尊女卑的人格价值观以及封建等级制度人为地制造了这种“宽容”。这是和西方现代对同性爱者的“宽容”截然不同的“宽容”。

西方是出于对男同性爱者的生物学的科学发现,所以要打破宗教和“政教合一”的历史造成的对同性爱者的政治迫害,要求社会不要把同性爱者当成妖邪

,而当成人来对待。中国却从来把同性爱者当成一类人,不过却由中国的封建伦理决定把部分同性爱者看作是毫无人格价值、毫无社会地位的人,是应该接受役使的人。很明显,西方就如何对待同性爱者向社会提出反对歧视课题。而在中国,却是把同性爱者视同女人,视同失去性别标志和性能力的人,他们以及其他社会地位卑贱的人统统被排斥于社会伦理的正统文化轨道。在巩固和深化对同性爱者的歧视和社会文化基础上,传统为社会上存在着同性性需求的高贵者开方便之门。需要者完全可以用地位、权势、金钱购买“门票”自由出入这扇门。恐怕中国在最近半个世纪前期曾经为同性爱插上阶级的、外来政治形态的标鉴加以审视并大加讨伐,正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同性爱文化的底蕴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和西方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极大差异,同样脆弱苍白,经不住现代生命科学的有力冲击。人道主义态度如果偏离了科学的认识是苍白脆弱的,因为这种人道主义的宽容在踞守着对同性爱者在社会人格价值上的歧视,这种宽容也就成为异性爱主流社会攥在手心、极有伸缩性、可有可无、可给可不给的一种恩赐,仍然反映出社会关系中封建等级观的阴影,甚至有“给你脸面,你却蹬鼻子上脸”的味道。

从同性爱人群的内部情况而言,恰恰因为中国的同性爱文化不是荒芜的沙漠,不是由神主宰的虚无文化,而是经过了长久的历史沉淀,社会生活徐徐入扣结构非常严谨,底蕴非常深厚,现实主义表现非常明朗,并且已经被异性爱主流文化和封建伦理吸收为一种附庸文化,演变为一种也被异性爱社会接受的社会行为的价值评判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同样被为数不少的同性爱者接受,尤其是被缺乏先进的人类文明认知的同性爱者接受,并以此做为自己“存在即是合理”的活动空间的一种条件。通俗地说,当一个同性爱者把自己装扮成为被这种社会文化接受的那种自轻自贱、自嘲自辱的社会的角色,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反而会获得相对的“宽松”。相反,如果非要和异性爱主流社会去争取人权的平等、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自主,得到的只能是更大的污辱、更重的压迫、更痛苦更无奈更无助的结局,甚至因为这种争取触动了异性爱文化的统治地位,可能招致异性爱主流社会对同性爱人群更为敏感的特别关注,可能还会引出对同性爱人群整体上报复性的更大歧视。这种争取往往还会引起“自己人”的反对,乃至受到来自“自己人”内部的各种方式的遏制。

有人提到同性爱就会对这个人群中的种种负面表现喋喋不休。如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包括传统同性爱文化在内的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我建议他认真思索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社会是否给予了同性爱者追求正面表现自我,尤其是追求自尊、自主,可以充分解放其精神生产力的正面生活方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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