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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泰国的艾滋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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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8-19 来源:景天阁·同性天空
内容提示:在一项AIDSCAP的研究中,曾经参加过泰国艾滋病政策讨论的人们在国家政策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笔,这为其他正在受新出现的传染病困扰的国家提供借鉴。谁也不会料到,为了减低HIV感染的危害,泰国会是第一个记录全国性的行为改变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泰国政府对该传染病的回应已经经常被引用,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在一项AIDSCAp的研究中,曾经参加过泰国艾滋病政策讨论的人们在国家政策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笔,这为其他正在受新出现的传染病困扰的国家提供借鉴。

谁也不会料到,为了减低HIV感染的危害,泰国会是第一个记录全国性的行为改变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泰国政府对该传染病的回应已经经常被引用,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范本。

但不到十年前,泰国的官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HIV病毒会对国民和经济产生威胁。艾滋病仅仅被认为是外国人或泰国社会边缘人群的问题。考虑到会打击旅游业,艾滋病被总理一笔带过:“它和其它病一样。”

这个国家如何从否认转向更为进步的政策和计划,进而降低HIV的传播和其它性传播疾病?可以从艾滋病控制和预防(AIDSCAp)项目所作的研究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用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从泰国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误。

“大多数国家中,国家对HIV/IDS的回应沿袭著相似的模式,从否认到接受总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经历。”AIDSCAp在曼谷的亚洲办公室主任NeilBrenden说,“我们期望通过明确项目和能够引发公共政策改变的力量来帮助其他国家加速政策改进的步伐。”

研究描述了从1984年到1994年,在五位总理领导下的HIV/AIDS政策的发展。不同于其它,本研究基于对过去10年的许多艾滋病政策讨论者的访谈。为确保实情,被采访的20位在政府、大学和非政府组织中提供情报的关键人物均被保证不泄漏其真实姓名。

这些访谈、对政府文件的细致分析和报章描绘出一幅详细的图案──政治力量和公众事件是如何勾勒出泰国人对HIV/AIDS的回应的。在他们的报告中,研究人员明确了从1985年到1992年政策演变的三个重要时期,描述了每个时期中政策发展的催化剂,并且从泰国的经验出发,为其它相关的国家提出建议。

◇生意一如往常

第一个艾滋病例发生在premTinsulanonda将军的6年统治期间,他和他的同僚们并不希望一种新出现的疾病阻碍他们振兴经济的宏伟蓝图。

尤其是在1987年的“泰国观光年”数百万美元的运动振兴国际旅游业,有关艾滋病的新闻特别不受欢迎。事实上,有批评指出,在八十年代末期性旅游业的促进得到了加强。

八十年代在泰国向公众披露的艾滋病病例大多是在国外被感染的,这使得政府可以将艾滋病解释为“外国病”,仅仅在同性恋、性工作者和注射吸毒者中出现的艾滋病报告使人们更加相信这种病不会关系到泰国的主流社会。

“艾滋病例在人群中有扩大的危险,”一位政府官员在1987年3月说,“不必惊动他们。”

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政策和计划反映了艾滋病作为一种外国人的、“外来”病的观点。监犯和注射吸毒者在献血之前要检测HIV病毒。

要求医生必须向公共卫生部报告艾滋病人或HIV感染者的姓名。而且,修改后的移民法禁止任何艾滋病人或HIV感染者入境。

“这种疾病被认为是对外国人、静脉吸毒者和同性恋的惩罚,而政府实施的项目都是针对这些人群的,”AIDSCAp报告强调,“一旦艾滋病与这些边缘人群联系起来,就很难扭转这种观念。”

但在1987年,一位名叫Cha-onSuesem的工厂门卫在1986年输血时感染HIV,开始改变泰国把艾滋病看作“外来病”的观点。

Cha-on同意对记者发表讲话,出现在脱口秀和电视视节目中,并访问办公室和其它工作场所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AIDSCAp研究确认,Cha-on现象是推进泰国艾滋病政策改革的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像美国演员洛克·哈德森使艾滋病变成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词一样,Cha-on把HIV感染的威胁带到了泰国,带进了泰国的主流社会。

◇直面接受

就在Cha-on大声疾呼后,政府试图贬低艾滋病的重要性与社会大众日益高涨的想知道这种病毒和传播的需求相矛盾。这种需求促使政府公开了1989年第一轮HIV哨点监测的结果。

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在1989年7月,在泰国北部城市ChiangMai的妓院中,有44%的性工作者是HIV阳性,这条消息被一名敢于面对上司非难的政府流行病学家透露给了媒体,随即迅速传遍了整个泰国。

对泰国人的性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hiangMai调查震惊了泰国大众,因为这些调查表明,HIV已经主导了广大的泰国北部性工作网络。一位政府官员告诉研究员:“妓院的主顾大多为泰国人,HIV在妓院中的爆发式流行是把政策范围的红线从外国顾客转移到泰国国内的基本因素。”

相关ChiangMai调查最终促成了对性工作者的探访计划、在妓院的房间里发放免费的安全套、和泰国政府要求在妓院中做好“百分之百安全套”的良好宣传。

根据对哨点人群的调查,这些人群包括孕妇、接受STDs治疗的男性、献血者、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计划署组成了一支评估小组,并在1990年对泰国感染HIV的数字进行了首次精确的估计。次年,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流行病学家达成一致共识:截至1991年中期,泰国已经有30万人被感染。

当哨点监测数据和病例估计值越来越清晰地显示:HIV/AIDS正在普通人群众中快速地传播,ChatichaiChoonhaven为总理的政府转变为更加重视和更为开放的态度。总理无条件的支持解决了HIV/AIDS预防和控制方面短缺的局面。

“当时,泰国政府有著繁重的经济事务,”一位政府官员解释道,“一般的看法是避免投资减少和影响国家形象。”

直到他被赶下台,Chatichai完成了政府对AIDS的第一个明确的政策声明,声明指出:政府将优先考虑HIV/AIDS的预防。而且,Chatichai领导下的泰国制定了亚洲第一个艾滋病控制中期(1988-90)

计划。尽管主要的资金仍旧来源于国际和双边基金,政府也增加了自己对HIV/IDS的责任,从1989年的40万美元增至1990年的263万美元。

◇国家行动(主义)

在1989年到1990年丰富起来的血液传播(seroprevalence)数据为阿南德panyarachun过渡政府在特殊时期的国家行动铺设道路。1991年2月,作为被军政府任命的总理,阿南德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其中包括负责艾滋病事务的杰出的艾滋病活动家。

阿南德的任命巧合了公众对HIV/AIDS在普通人群中流行的公共意识。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比起民主选举的上台的Chatichai而言,他任命的政府能够采纳更多的改革意见。因为阿南德和许多被他任命的人不是政客,他们不必要勉强迎合各个政治派别的需要。

在一次与研究人员的会晤上,一位大学教师特别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的工作结合时,实干的无党派技术专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在高层政府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没有分歧是难得

一见的,但却是有可能的。”

不同于从前的管理,阿南德政府急于公布HIV/AIDS的统计资料并且与媒体紧密合作,加强对艾滋病的认识和它对泰国社会的威胁。阻止了前政府的歧视艾滋病的立法的提案、撤销了禁止HIV/AIDS移民的禁令、并且宣布限制任意或强制HIV检测的决定。

阿南德政府采纳的3三个最重要的措施成为今天泰国艾滋病政策的基石。总理亲自担任艾滋病委员会的主席,艾滋病计划写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并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平均约每人每年1美元许诺给了艾滋病。自从1991年起,政府用在HIV/AIDS预防和关怀的基金已经超过了国际基金。

◇学习到的

泰国对HIV/AIDS传播的公共政策响应和工作的多方面是独特的。但是AIDSCAp和东南亚联盟仍然相信泰国的经验对其它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具有指导性意义。

AIDSCAp报告指出了地方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对HIV/AIDS传播的回应,AIDSCAp政策室副主任BillRau说:“泰国的经验显示这些利益如何能够在新形势下和新政治家那里得到改变。”

“我们希望在泰国通过确定引发公共政策改变的事件和力量,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加速政策改革的进程。”

泰国庞大的哨点监测系统使一部分相关人群察觉出大范围的流行的出现,且调查结果有助于激发政府行动。该研究小组建议:哨点监测系统应针对地方倾向于有多名性伴侣的网络。多学科的工作组应该聚集在一起预测HIV的病例数、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公布结果并署名以保持政府的信用、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际的指导。

在泰国,由大众媒体公布哨点调查结果是促进HIV/AIDS政策发展的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AIDSCAp报告强调了独立媒体的重要性。

“一个开放且没有限制的商业化大众媒体能证实政府关于此传染病信息的可信度。”一个在曼谷的国际HIV预防机构的代表说,“因为国家政策对话提供了唯一的论坛,对改革社会规范、迎战HIV是必要的。”

在公布Cha-on的故事上,泰国媒体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就像Cha-on的病例戏剧性地受到披露一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地宣传个人的HIV/AIDS经历是对整个社会人格化HIV的有效方式。

报告强调,这些政策并非是高效率的项目的必要条件。在泰国,适当的国家预防项目的基本因素后,直到1992年10月中旬才正式宣布一项艾滋病政策。

研究员们从中学习到:好的项目可以产生建设性的政策。“当然只有制定好项目之后才会出台政策。”AIDSCAp报告指出,“缺乏政策不应当成为推迟预防项目的借口。”

在泰国,为了驳斥“快步的政策可以引导强大的预防项目”,研究小组批评国家大招大揽的“部门合作HIV/AIDS预防”,中央集权的多部门主义的粗野尝试,真正的模式在pitsanuloke省被四个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组成的事业小组独立开发出来,这个模式建议:多部门的HIV/AIDS预防项目的完成应始于社区──而不是国家──的层面。

另一方面,泰国的经验确实支持了广泛抱持的观点:政策发展应该结合政府官员和具有基层艾滋病预防和关怀经验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双方面的努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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