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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与死者:艾滋病在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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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8-19 来源:景天阁·同性天空
内容提示:□主笔仇勇□记者崔鹏夏襄荣在2003年12月1日艾滋病日到来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曼恩博士...

□主笔仇勇

□记者崔鹏夏襄荣

在2003年12月1日艾滋病日到来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1988年,当乔纳森.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曼恩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中国惟一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一语成谶。艾滋病已成我们新的国难。但是,我们的救治依然捉襟见肘,由政府主导并由地方行政部门完成的药品发放缺乏连续性,导致病人缺医少药,吃吃停停;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步履缓慢;新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同样没有真正的突破;面对艾滋病病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依然存在不理性态度。

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鲁杰11月6日在北京主持一个艾滋病研讨会上所说:“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面对那一张张死亡的脸,我们惟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药终于来了

这是政府第一次到村子里发放药品。对于60岁的河南尉氏县村民丁洪章来说,他们来得晚了,可怕的疾病已经夺去了他的儿子的生命。

但还有更多的村民躺在光线昏暗的床上,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脓,脸色吓人地黑。他们从30岁到60岁不等,正值赡老抚幼的壮年,却已经没有力气劳动,失去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感染的是致命的艾滋病,从城里三级甲等的155医院到村里的赤脚医生都束手无策。他们的命运,就像河南民间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说的那样:“等死。”

43年前,丁洪章是驻扎在杭州市的一名空军地勤兵。当他获得提干机会的时候,他得知自己的家乡——河南省开封地区尉氏县邢庄公社曲楼村——饿死了人。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要求退役,回去帮助自己陷入灾难的村子,并从此担任了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但自从1992年村前连接开封和县城的马路上出现成群结队的卖血农民,自从他儿子丁军那辆贩运蔬菜的“奔马”农用车成为接送乡邻卖血的专用车,噩梦便降临到这个家庭头上——在开封市和尉氏县几家官办血站,丁军也顺便卖了近10次。

2000年,这个700人的小村庄有4人死于艾滋病,2001年,又是4个。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到来,丁洪章只好写信给在报纸上看到的高耀洁求救。当2001年8月本刊记者第一次见到丁军时,全家已经为他在城里医院花费了8000多元钱,不仅毫无疗效,而且胆管堵塞、肝脾肿大,肾脏也出了问题。这个黑瘦汉子拒绝再去医院,拒绝再喝母亲熬的小柴胡汤。他拒绝任何治疗。他信了教。

“让他信吧,至少他精神好多了,一顿也能吃两个馍、两碗汤了。”老共产党员丁洪章的心中也有了一丝侥幸。但半年之后,他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2003年7月,北京的专家和县乡两级医院、防疫站的医务人员终于来到了曲楼村。“所有村民都做了检查。”丁洪章说,“现在有几十名病人开始免费吃药了。”

这个因为4年前出现艾滋疫情而人迹罕至的村庄重新燃起希望。每个月,艾滋病病人们被集体组织起来,到乡卫生院接受定期的病情检测。“每个人收二三十块钱,”丁洪章说。所有接受检测的人,都能够从村卫生室的医生那里领取一个星期用量的抗艾药物。村里还建立了合作医疗,每个病人只需要交10块钱,将来如果住院,可以报销大约30%-40%的医疗费用。同时,村干部还告诉处于困顿中的家庭,他们可以免缴今年的公粮。

更大范围的有组织的防治工作已于今年3月全面展开。中国在涉及11个省份的51个县级行政区划里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政府承诺,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到今年年底,示范区的数量将增加到127个。

从今年4月开始,陆续有3000人份抗艾药物开始发放到河南所属的示范区内。在湖北,这一数字是420人份。湖北省在随州、襄樊、巴东、鹤峰、大冶、浠水等地建立了6个国家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另外还有11个县市建立了省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这些抗艾药物主要是由去年刚刚获得生产批号的国内药厂提供的。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司和东北制药向《商务周刊》证实,今年1月26日,卫生部向它们采购了3000人份抗艾药物,随后,这一政府订单又追加了2100人份。

在云南,一项惠及300名艾滋病病人的中美合作治疗项目已于去年开始。该项目由云南省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所采用的抗艾药物是葛兰素史克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三协唯(Trizivir)。鸡尾酒疗法(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的发明人、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执行总裁何大一说,选择这一药物是因为它的服用对病人来说更简单、更容易。

何大一的主要助手,也是第一个将鸡尾酒疗法引入中国的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曹韵贞教授向《商务周刊》透露,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和资助的中国综合性国际艾滋病研究项目正筹备在山西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治疗组,“大概要治600到700人”。

先驱者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韩女士(化名)发现自己的左眼已经失去了视觉。

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几年前儿子在新房子里娶了媳妇,但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韩女士的视觉开始下降,先是左眼,然后右眼也受到影响。

在当地医院,医生的检查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于是,儿子带上韩女士来到代表着希望的北京,检查结果把全家人吓了一大跳。

HIV呈阳性——一纸薄薄的检测结果证明韩女士患上了可怕的艾滋病。而眼睛的毛病正是由于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眼底炎。在韩女士努力的回忆中,她想起1995年,自己为了给儿子盖新房,在血站排队卖血时的情景。她委屈得想哭——整个世界就像是轰然坍塌后的扬尘。

“最后还是给拉回去了,没有治。”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在这个动词上用了“拉”字,更加让听者心头一紧。人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没能把自己擅长的工作运用到自己认为最应该运用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办法让她的眼睛复明,但她还没有到艾滋病晚期。”韩女士的家境并不算差,李太生还清楚地记得韩女士儿子的手机时髦光鲜,在阳光的照耀下,明晃晃得像把刀子。

李太生1993年在法国留学时开始接触艾滋病,1997年和法国同行一起发现,鸡尾酒疗法对艾滋病晚期病人免疫系统的重建作用,1999年回国。当他在法国第一次触碰到这种世纪之症的病人时,那种紧张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摸到艾滋病病人冰凉的胳膊,好像在摸一条蛇。”

1999年之前,没有多少艾滋病病人愿意接受治疗。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回忆,他们当时收治了一些艾滋病患者,但国内的治疗方法还比较原始,只能治疗腹泻、肝炎等并发症,吃一些很大程度上对患者起心理作用的中药。正如当时河南的一个村子在向地坛医院求救的一封信中写的那样:“我们这里的人死得就像得了鸡瘟的鸡一样。”1999年,曹韵贞在地坛医院开设艾滋病门诊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刚刚回国的曹韵贞带领着李太生等一些同行在全国推广鸡尾酒疗法。

曹韵贞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研究是在1986年,那时她已45岁。当年12月,她在艾滋病病人尿液中检测出HIV抗体,为此项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检测方法,因而一举成名。

“几千份尿液样本放在实验室里,进去之后满是尿味,根本分辨不出其他气味了。”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艾滋病专科医生何云回忆第一次听曹韵贞的讲座,对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90年10月,曹韵贞从纽约大学转入由何大一领导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工作,开始参与一系列重要的艾滋病专题研究。

1998年7月16日,受中国卫生部的邀请,曹韵贞回国参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她的游说下,美国一些著名的制药公司同意提供药品和经费,向中国输入鸡尾酒疗法。“我们希望让老百姓知道,这个病还是可治的。”曹韵贞解释了引入鸡尾酒疗法的初衷,“第二就是让政府看看治疗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三就是先帮国家建立一支队伍。”

最初的时光是在艰难中度过的。曹韵贞的工作虽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但国家对此的投入却很少。曹韵贞频繁地到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讲课,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些联系,推动更多人参与艾滋病的防治,但是这些尝试的结果并不理想。直到2000年年底,中国暴露出大面积输血感染人群,政府才开始加强对艾滋病治疗的重视。

曹韵贞的努力没有白费。她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医务人员,何云就是曹韵贞的得意弟子之一。自从把防治艾滋病当作自己的事业后,已经30多岁的她仍然没少哭过。最近一次哭鼻子,是因为病人家属责怪她态度不好,病人和家属不理解艾滋病为什么一定要那么严格的规范治疗。“别人批评我任何事我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人家说我对病人态度不好。我觉得我全部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如果有人说我对病人不好,就像是让我头朝下走路一样。”讲到这些故事,何云努力抑制住眼中的泪光,不肯让记者看见。

当然,在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们中间,还有76岁的河南民间艾滋病防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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