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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研究同性恋坚持科学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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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6-12-10 来源:景天阁·健康资讯
内容提示:11月29日中午,艾滋病日前夕,张北川又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参加同志人群安全套使用与生存现状调查新闻发布会。这已经是他本月第四次出差到的第五个地方,与第五波关心性铂滋病干预的人群谈论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还有两年就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张北川,头发花白,清癯的五官,瘦削的个子,穿着洗旧了的夹克衫,看..

11月29日中午,艾滋病日前夕,张北川又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参加“同志”人群安全套使用与生存现状调查新闻发布会。其时,他的口袋里装着晚上8点回青岛的车票。这已经是他本月第四次出差到的第五个地方,与第五波关心性病艾滋病干预的人群谈论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还有两年就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张北川,头发花白,清癯的五官,瘦削的个子,穿着洗旧了的夹克衫,看起来就像一位整日忙于出诊的“赤脚医生”。他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顾问、数种皮肤性病科杂志编委,致力于性病艾滋病干预。从1989年起,他开始研究同性恋现象及人群。199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因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国际社会授予其首届“贝利-马丁奖”(2000年度)。

涉及上亿人的“同性爱

“我习惯用‘同性爱’,而不是‘同性恋’。1925年,homosexuality刚被译为中文,即为‘同性爱’;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杂志和80年代末的性学专业书也采用它;在我国港台地区、日本等的华人社区,它在学术和科普著作中都比较常见。而同性恋这个词已被污名化,选用新词有利于引入新的理念。另外,我希望鼓励一种富有情感的性关系。‘同志’这个词,我个人原则上不用,它政治性太强,而且GAY人群与异性爱人群一样多元。许多人不过是‘玩玩而已’,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男同性爱者被称为GAY,女同性爱者被称为拉拉。他们加起来有多少人?

“2003年末,中国疾控中心给出的数字是500万到1000万,前提是15~49岁人口中活跃的GAY.按照2001年底中国人口数推算,在中国15~60岁的人口中,GAY大约1782万,接近2000万;按照国际通行惯例——男同性爱者相当于女同性爱者的一倍,中国的GAY和拉拉加起来大约是3000万。”

提及这个人群,张北川忧心忡忡。“同性爱者不仅是一个人群——加上他们的妻儿老小就有上亿人。其中约1/3已婚,大部分未婚者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很多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爱者过着多性伴生活。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艾滋病会经该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或出现相反的传播。5年前,中国男同性爱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5%,现在有的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将近10%.”

国外,在男同性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干预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直接和具体的措施,在没有其他有效生物学手段的情况下,通过干预改变危险行为是最有效的手段。一句话,就是男男发生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

一个人的命运与张北川的选择

身为皮肤病学专家的张北川为什么要转行研究同性爱艾滋病

“这与我的医学启蒙老师的遭遇有关。”秦士德是张北川非常尊敬的老师,“1988年,有关他终身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是同性恋。年轻的男研究生和他接触,也被说成同性恋,很多科室的老师都对他展开批判。这种压力让老师想跳楼,在楼顶上嚎啕大哭。我想为蒙受羞辱的老师辩护,可我自己对同性恋根本不懂。我意识到,要化解老师的大难,只有依靠科学。我加紧了阅读和思考。”

1989年,张北川开始准备资料,阅读了约200种性学及相关学科著作,1000余篇英文文献。张北川说:“作为学人,未看见问题则已,看见了就有责任搞个明白。”

1990年,张北川开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爱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纸:“一般谈话不得超过5分钟。”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大多数学人已认可一个观点:同性爱的形成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有先天的影响和后天18~36个月的环境影响。100多年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同性爱者占性成熟期总人口的比例为2%~5%,这个比例是恒定的,不随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而改变,同时,性定向一旦形成也不可能通过医学治疗或者法律惩处而改变……”当时,对同性爱的认识正在渐渐明晰。

《同性爱》出版后,倾诉的信件和电话求助于张北川。在秦士德的积极支持下,张北川不顾周围的惊诧目光,作了一个重要而艰难的选择——从出色的皮肤病性病专家转向同性爱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

张北川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将自己拖向了不可预料的轨道——

医院领导认为让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搞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没了经费,性健康中心被安排到校园边缘地带,连电话都从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电话单上撤了下来。

去过张北川办公室的记者描述说:“办公室没有任何标志,不到20平方米,墙壁、天花板有大片霉变痕迹,窄得连人过路都要侧身。门边是用来存放同性恋档案的柜子,大约有2000个GAY的样本。”

有人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这没起到丝毫作用。

幸好,还有家人的支持和赞许。“我妻子也是大夫,这些年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全力支持我。我们常说,能为那些在别处得不到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此生不虚……”

“不接触,你绝对体会不到这个人群的痛苦”

“一位家长发现孩子是同性爱后,把孩子绑起来,不许他出门,逼他结婚,年轻人挣扎着逃出来卧轨自杀。”

“一位有才华的同性爱画家迫于社会压力结婚,婚后异常痛苦。他想离婚,却遭到妻子和父母的坚决反对,抑郁之下结束了生命。”

“一位怀孕8个月的准妈妈给我留言说,刚发现老公是GAY,她特别痛苦,崩溃了,希望我能救救她。婴儿两个月的时候,她早晨5点抱着婴儿离家出走,到青岛找我们。”

张北川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性爱者及其家人朋友的热线电话,一天几十个。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科学的性行为知识,劝慰他们好好生活;阅读和回复信件,接受他们不能为外人道的痛苦与绝望。

“异性恋者能够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很少出现自我认同问题。同性爱者则不然,他们接受的文化与性取向之间的矛盾常常引发认同的艰难,影响生活和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我们调查的样本里有1/10的人曾经自杀未遂。另外,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爱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爱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所谓认同,是指同性爱者对自身性取向的认可、赞同程度。张北川说,使人愉悦、使人生活得更积极而且与疾病无关的性就是健康的性,这与性取向无关。

因为中国文化的保守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性爱人群一直隐藏地下。“我们调查的GAY和女性性交过的超过50%,而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非常低。”

1996年12月,北京出现了第一个GAY吧,张北川也去了。“屋子很小,房顶非常低,人挤得满满的,空气浑浊。我就问,你们来这儿觉得好吗。一对GAY说,我们原来都是一两个月才能见一面,大冷天都是在寒风里面站着。一句话就把问题说透了——再糟也总比站在寒风中好。一位GAY说,有一次在公厕好不容易找到个人,结果后边一个坏小子跟着他俩,他们正要高潮时那坏小子出来吓唬他们,结果他被吓着了,阳萎了好几个月。听起来像笑话一样,实际上这都是悲剧。”

出乎意料的进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北川在学校里开“性学讲座”。当时,不但社会大众认为同性爱是道德问题,有专家也说“同性恋是国外传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1997年,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向张北川询问中国的艾滋病情况,然后决定捐款做一本杂志。接下来,张北川四处找专家、医生支持,1998年年初,创办《朋友通信》杂志。从最初的几千册到今年底的1.2万册,全国53个城市的同志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每两个月就能收到这本免费赠阅的小册子。不说杂志的采写编,光填写地址、给信封封口就是一个浩大工程。而这些,都由张北川、1位青年副教授、2位助手和20位青岛志愿者完成。

2000年11月,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福特基金会以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支持下,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者对此作出“鉴定”:它“有效改变了男男性接触者的心理状态,对控制艾滋病流行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取得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广泛的借鉴意义”。2002年,联合国在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正式文件中,表彰了张北川的工作,并引用张北川的科研数据。《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也引用了张北川的科研成果。

“在中国,在同性爱人群中进行性病艾滋病干预,要做好就要主体化,就是充分尊重GAY这个人群的意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几天前刚从南京回来,还有感染率较高的重庆,这些做得好的地方,不管有没有专业人员的指导,通常都把这些GAY群体切切实实当做伙伴,给予充分尊重。”

“在很多城市,同志依托网站,建立志愿者小组,主动干预艾滋,这是最好的干预,非常有意义。这个草根组织里的人互相支持、互相温暖、相濡以沫、避免疾病。这些草根组织的出现,实际上代表了公民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部分。”

“做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很容易,但作为同性爱人群的志愿者,在开展干预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暴露自己性取向的危险,他们勇敢地走在战斗前沿。”张北川说。

张北川透露,互助婚姻是缓解同性爱压力的一种途径,“江苏省有一个同天工作组,12月中旬会举行一个男同、女同互助婚姻联谊会,男同性爱和女同性爱结婚,有助于减少来自父母的压力,有助于艾滋病的减少”。

张北川说,中国急需一部反歧视法。“大连一所大学,大学生手册里明确写道,在学校期间搞同性恋的开除。据我了解,有大学生就因此被开除。如果我们有反歧视法,这些青年人的权益就能得到保护。2001年,我们国家也正式签署了《关于艾滋病的承诺宣言》,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人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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