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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艾志愿者讲述与同性恋人群接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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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6-9-3 来源:生活报
内容提示: 在哈尔滨市疾控中心防艾专家的指引下,记者见到了一位长期在民间做着防艾工作的志愿者———施煜民,但深入交流后让人更为敬佩的是他的一个挚友———同性恋人士霍老板(化名)。多年来这两个人在同性恋人群中艰苦地做着防艾工作。 一个同性恋者染上艾滋病后死在他的身边 1999年,“飘”吧的成立使哈尔滨有了第一个..

在哈尔滨市疾控中心防艾专家的指引下,记者见到了一位长期在民间做着防艾工作的志愿者———施煜民,但深入交流后让人更为敬佩的是他的一个挚友———同性恋人士霍老板(化名)。多年来这两个人在同性恋人群中艰苦地做着防艾工作。1日下午,记者来到他们的酒吧,听他们讲述了这些年来走过的坎坷道路。

一个同性恋者染上艾滋病后死在他的身边

1999年,“飘”吧的成立使哈尔滨有了第一个同性恋者聚会的酒吧,当时在酒吧里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年轻人,叫小豆子,19岁,是一名同性恋者。小豆子来到酒吧后,身体就一直不好,经常发低烧,消瘦得特别快,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施煜民说,现在想起来,当时小豆子可能就是得了艾滋病,因为那些症状都太像了。

艾滋病患者姜森去世时施煜民一直在他的身边。施煜民说,是姜森临终前的那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并使他下定决心踏上帮助同性恋人群防治艾滋病的道路。

姜森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和施煜民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那时小伙子刚刚在哈市开了一个美发店,小伙子人很好,性格很开朗,挺招人喜欢的那种。”施煜民说。2002年,姜森离开哈尔滨到广州打拼,在与一个外国男友接触后不久,姜森便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样,总是持续低烧。一天他在工作时晕倒了,到医院后被查出患了艾滋病。之后他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哈尔滨。

“姜森回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得了艾滋病,反正也治不了,还不如自杀算了。我当时劝住了他。”施煜民就这样收留了姜森,给他找了住的地方,还特意召集朋友陪姜森一起吃饭。在饭桌上所有到场的人面对着一大桌的菜谁也不敢动筷,施煜民说:“来,姜森,我给你倒酒,我用我的筷子给你夹菜。”看到他这样,在座的人才动了筷子开始吃饭。

后来姜森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在次年的元宵节那天静静地离去了。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施煜民和几个艾滋病防治专家。

“姜森临死前说,他的一生中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想给母亲买栋房子让她过上好日子,他说他做到了,住院前,他用自己开发廊攒下的所有积蓄给母亲在市里买了个一屋一厨的小房子;另一个就是不该和那个外国人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当时他说从未因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而后悔过,但没想到这其中隐藏的危害提前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代价太巨大了。”施煜民说,姜森的一番话至今依然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令他终生难忘。

因为发安全套被抓进派出所

施煜民告诉记者,他从1997年开始接触同性恋人群并逐渐向他们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在一次调查中,他发现被调查的150名男性同性恋者中竟然有5人是艾滋病携带者。“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接近10%,甚至更高。”施煜民说。面对这种严峻的现状,施煜民和很多防艾工作者心急如焚。他们经常在一些同性恋聚集的酒吧内发一些防艾宣传资料和安全套。提起安全套的发放,施煜民把它称为防艾宣传中一种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手段,“但开始人们都不接受,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一次,施煜民和一位中国防艾协会的同志一同在一家酒吧向人们派发安全套、普及防艾知识时竟被派出所的人抓走。“当时的社会观念还很陈旧,公安机关在扫黄时往往就用是否携带安全套来区分,不论男女只要携带安全套了就可能被当成卖淫嫖娼对象抓走。”施煜民说,在向同性恋人群宣传防艾的过程中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没有共同的“爱好”,他始终无法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直到他认识了一位同性恋的朋友霍老板。“我们之间只是正常的朋友,但交情很深,现在他也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会员,在这个特殊群体的防艾宣传中,霍老板的作用要比我大得多。”

同性恋在社会中被迫隐形

霍老板今年已经45岁了,和施煜民同龄。他说自己十年前离婚了,现在有个儿子。离婚后最初的那段日子里,他十分空虚和寂寞,一次他到一个酒吧喝酒时,偶然结识了一个同性恋朋友,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性取向竟然和他一样。他对自己这段新的人生的回顾,便从那时开始。下面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自述。

走进这个圈子以后,我看到了他们在满足自己的同时,心里有更多无法表露的压力和痛苦。同性恋者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无疑是异类,人们知道之后大多会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他们,然后像躲瘟疫一样远远躲开。

在我接触的这些同性恋者中,多数都是因为逃婚离开家乡到异地漂泊的。前几年,我在哈尔滨租了个半地下室开了一间酒吧,来这里的人大多是同性恋者,这里就像他们的一个家。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离婚或逃婚太平常了,因为现实的婚姻带给我们的只有痛苦。我有这样一个朋友,他是某机关单位的中层领导,结婚后和妻子也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但由于他是同性恋,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和妻子一起生活的痛苦,提出了离婚。在他离婚后,妻子听说了他是同性恋,当时就精神失常了。

在同性恋者心里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首先是来自自己的精神压力,其次是来自家庭的压力,然后是来自社会的压力。有很多同性恋者从发现自己性取向与别人不同的时候便开始讨厌自己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我遇到过不止一位这样的朋友,在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时选择过自杀。

踏上防艾路终生无悔

认识老施之后,我了解到同性恋者之间如果没有安全措施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在施煜民的介绍下,我参加了防治艾滋病和性病的专业培训。

因为我没学过医,有太多东西不明白,好多专业用语没听说过。在培训中,我见人就问。参加培训的大多是医生,还有不少人是主任医师。这是一个求学请教的好机会。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厚着脸皮”就可以问。当医生们得知我是志愿者,自己承担路费、食宿费、培训费来学习时,都表示了敬意,并愿意对我进行详细的答复,这使我知识大增。更没想到的是,这次培训结束时,我拿到了国家级证书。这是来培训前完全没想到的。这个证书,使我以后工作起来更加方便,多了一个“护身符”,可以光明正大地工作了。

在这次培训中,有两件事情让我十分感动。

首先,我是一名没有任何社会职务的志愿者,我毫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但会议的负责人、省疾病控制中心吴玉华所长,不仅没有歧视我,而且十分热情,很多地方给予了我特殊关怀和照顾。吴玉华对我说:“你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同性恋者。当我得知有位同性恋者来参加培训时,我非常紧张。没见到你之前,想到你要来,我心里直打憷、身上冒虚汗。结果见到你,就知道你们是很正常的人,没有一点异常。和你接触了一个星期,觉得你健康可爱。你自己掏钱来学习,然后又义务工作,社会上很难找到像你这样有爱心的人,这是很让我们敬佩的。以后也请你们配合工作。”吴玉华所长的话感动了我,我深深感觉到,吴玉华的话是对我的最高褒奖。

其次,在第一节培训课上,中国防艾协会负责人、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前司长戴志澄会长,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阐明同性恋不是疾病。他强调消除歧视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国有一个人数巨大的同性恋人群,绝大部分处于“地下”状态,应当给予他们关怀和理解,绝不能歧视;要正确引导,只有正视他们、平等对待,才有利于对性病、艾滋病的控制。

经过几年的工作,我们志愿者已经初步了解了哈尔滨男同性恋人群的大概数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常在哈市的7个酒吧和一些浴池内聚会。我们经常到这些地方发安全套,和他们聊些防艾的知识。

当前,同性恋者中性病、艾滋病流行的形势很严峻。但是,做工作的人太少了。浴池里的人大多从来未听说过艾滋病正在同性恋者中流行。经常有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而我们则自豪地告诉他们,是中国防艾协会会员。他们又问,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来管这事,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告诉他们没有一分钱工资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说志愿者不是圈里人,是记者来摸底,现在没有人一分钱不挣来做这种工作的,除非是脑袋有病。但志愿者确实是自愿做工作的,不是风格怎样高,而是他们相信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是利国利民的事。

本报记者侯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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