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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入侵中国腹地

正文字体:
日期:2005-9-21 来源:三九健康网
内容提示:〖 大官最后的日子 〗虚弱的大官淡淡地靠在木门边,望着黄昏时渐渐暗下去的院子。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大官不敢走出家门,去看看他曾经耕种过的田野,看看那个零乱污浊然而被绿树围绕的水潭,还有从村里的小路上走过的老人和小孩。大官“美满幸福”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还有的就是那褪了色的砖房和屋里的一架黑白小..
〖大官最后的日子〗

虚弱的大官淡淡地靠在木门边,望着黄昏时渐渐暗下去的院子。院子里有颓败了的猪圈,有搁置已久的农具和满地的玉米棒子。晚归的鸡伸长了脖子在地上寂寞地走过。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大官不敢走出家门,去看看他曾经耕种过的田野,看看那个零乱污浊然而被绿树围绕的水潭,还有从村里的小路上走过的老人和小孩。

他身后的门框上是一幅残缺的对联,对联的横批写着:美满幸福。

大官“美满幸福”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还有的就是那褪了色的砖房和屋里的一架黑白小电视。

“已经有半个月没给他吃药了。”大官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说起来就发愁,“家里没钱,再说,医生一听说你得的是这病,连看都不给看,叫你赶紧走。到医院去只敢说是感冒了,开点发烧药。现在,连发烧药也买不起,随他去吧,反正也不管用。”

大官一家的生活,从91年到96年靠卖血,96年以后靠卖豆腐,从今年年初,大官发病以后,没人再敢买他做的豆腐,一家人就靠借钱过日子。

大官被这个村子遗弃了,被还活着和看上去还健康的村民们遗弃了。他的妻子说:人家在路上看到他,就用手捂着鼻子,有的小孩害怕了,就大声哭叫。将来,他死了,还不知有没有人肯来埋他?上个月,想送他到医院,踩三轮车的人怎么都不肯来,给多少钱都不来。

“村里种的西瓜卖不出去,粮食也很久没有人来收了。”大官的妻子说。

6年前,艾滋病已经在河南被发现,到现在,6年过去了,这个村子还没有等来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是医疗人员,位于一公里之外的人民医院也没有教会村民蚊子是否会传染艾滋病。

小村里,这一年来已经死了二十多位青壮年。早先死去的那些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死去。那时候,这种病在村里被称为“怪病”或者是“无名热”。村里的人们到今年才知道这叫“艾滋病”。

而等待死亡的大官小声而怯懦地问:跟孩子一桌吃饭会不会传给他?

大官已经数不清他卖过几次血,他一共有三本《供血证》,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名字,为的是能一天多卖。“父亲得肺病的那年,赶得早的话,一天就跑三个地方,带着孩子他妈。”大官说。

大官的《供血证》是红色的,像政府部门用的奖励证书,封面印着:卫生部监制。里面的签发单位处盖着红印章,红印章的字迹是:睢县红十字血站。大官卖过血的地方有:XX人民医院,XX防疫站,XX县医院,XX市医院……。

大官每次卖血得40块钱,血站的人从他的身上抽走800CC,通过分浆机将血浆分离出来,剩下的红细胞又回输给他,这回输的血就带着病毒流进他的血管里,当然,也流进其他卖血人的血管里。

在只剩下回忆的生活里,大官还依稀记得那些阳光明媚的早晨。他说:太阳一出来,我们就动身,马路上都是人,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也有,都到马路上去等班车,去晚了就挤不上。

那条两旁布满防风林的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通向更大的城市,通向商丘,开封,郑州。那也是一条通向富裕生活的道路,那几年,那个县城的宣传口号是:要致富,“献”血去。

比起大官,妻子的回忆令人心酸,她说:婆婆死的时候,没有钱办丧事,他们几个兄弟就赶去开封卖血,连出嫁了的姐姐也帮着去卖,他们现在查出来都有病。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没有了眼泪,就像断流了的母亲河?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心灵已经疲惫而且荒芜如沙漠?仿佛再也盼不到一滴雨水,只求在更广阔的沙漠里死去,就像已经干涸了的河床,年复一年,它所能期望的除了上天还是上天。

天晚了,大官的孩子还没有回来,妻子把他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原来是在村里读的,听说他爸爸得病了,老师就不让他再去,邻村的学校知道的也不收,只好把他送远点,那里没人知道。”大官的妻子只剩下忧愁。“将来他长大了,娶媳妇都难。现在,谁家得这个病都不敢往外说。”

就在大官家院墙外的那个幼儿园,已经有五位孩子被赶回家了。从北京读书回来,想为家乡的教育做点事的园长底华内疚地说:我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家长有意见,我留他们,这个幼儿园就办不下去。我也同情他们,他们的父母到我跟前来哭:我们已经得病了,都要死了,就指望孩子能读点书,将来能混口饭吃。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大官已经时日无多,他已经有了晚期的症状,在他死之前,这个世界对他已经关闭了。在灯光下,在他能去的屋子里,大官安静地坐在床边,一个人偷偷地翻起高耀洁编写的那本《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也许,他想从那里找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声音和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他的最后的关心和安慰。——高耀洁是一名郑州的退休老医生,她于五年前发现了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她多年来帮助那些无助的病人,她用今年获得的国际上用来奖励那些对艾滋病工作贡献杰出者的奖金出版了十二万册她编写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全部免费赠阅。

半个月后,我给东关村的大官打去电话。他的精神仿佛比我见他的时候好,他在电话里感谢我给他带的书和药。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有什么能帮上的,尽管说。一直很平静的大官突然在电话里哭了,他说:兄弟,你看我还能活吗?这病还能治好吗?他姐姐抢过电话说:兄弟,你有文化,帮我们打听打听,有什么药能治啊?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哪怕能活一个也好,要不这一家可咋办啊?要是能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去给你磕头。

大官最后对我说的话平静而且黯淡:你看,我们都这样了,还有人会管我们吗?将来我们的孩子还能有出路吗?

〖孤儿建龙〗

9岁的建龙不久前刚刚被改了名字,他现在叫“建设”。原因是村里的人都认为他名字中的“龙”字是条毒龙,将他的父母都克死了。

建龙的父亲死于去年年底,母亲在今年的五月初也死了。

当小建龙的母亲被埋葬之后,他就成为村里众多的孤儿之一。他现在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和奶奶过。

“当初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我们去打听哪儿有孤儿院,想送他去,那里好歹有口饭吃,他死活也不肯去,看他哭得可怜,我们也不忍心……。”奶奶一说话就用多皱的手捂住了双眼。

建龙正当壮年的父母并不是被他克死的。这一点,所有的村里人都明白。在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名字里没有“龙”的孩子也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像建龙一样的孤儿。

从去年开始,他们的父母都陆续死于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熟悉的“艾滋病”。

这个离开封市不到40公里的村庄就是王茂生(系化名)1961年从部队转业时为了响应“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而回到的屈楼村。在那里,有点文化的王茂生一直都认为他有责任带领村民走出困境。

当年他转业的时候,“原本可以留在城市里,做一名干部,吃国家粮。”后来,他“发现农村苦,就自己要求回来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当年“最困难的地方”如今也还是个最困难的地方。在这个主要靠种植小麦和玉米的村庄里,人均只有一亩二分地。王茂生坐在他既是厅堂也是睡房也是粮仓的平房里说:地少,土质也不好,如果种小麦,亩产只有500斤,每斤卖0.5元,收成就是250元,玉米的亩产是600斤,每斤也卖0.5元,也有300多块的收入,这一亩地

一年下来也就收个五百多块钱。每人每年除了交240斤的公粮外,还得交其他的费用,像今年,村里集资修路,每人又交了170元,这样下来,每人每年也就得个两百多块钱。”

贫穷使村民低下了头,贫穷使一向传统的人们也纷纷地伸出胳膊,不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从91年开始到96年,村里“除了老人和小孩,年轻人95%都去卖血。”王茂生淡淡地说着,“不卖血,连买种子,买化肥,买水浇地的钱都没有。”

二儿子刚刚死去七天的王茂生,还剩下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他说:除了大女儿在县里上班,没有卖过血,其他的孩子那几年也都跟着去卖血。

而这些活着的儿女们都跟刚刚死去的老二一样,各有两个孩子。

二媳妇刚刚到坟地里哭了一场,被婆婆拖了回来。王茂生劝她说:“你就想宽一点,看看孩子吧,还有孩子呢。”34岁的安小凤没有回答公公的话,她默默地走到煤炉边去生火,给刚刚放学回来的儿子盼盼做午饭。她心里也明白,当年,她也跟着丈夫一起去卖血。她说:大家都去卖,电视,报纸上都说“献”血光荣,对身体也好,还能致富,哪知道就得上这个病。

生命和死亡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诠释,在贫瘠无望的村庄里,或许人们也只是不得不接受这另一种诠释,另一种命运。

小“建龙”是死去的爸爸和妈妈留给老俩口的唯一的纪念,是他们从昏花的双眼里还能望到的一点微弱之光,那也许就是全部的未来,如果生活本身还没有成为一种负担的话。

死去的父母留下的还有院子里只剩下断壁残垣的猪圈。当年,他们也曾满怀希望,后来,养猪养赔了,他们就跟人到新疆去摘棉花,再后来,他们就在郑州和开封一带卖血。“俩口子好歹挣了点钱,托人送回来一千块钱。后来,不能卖了,也不回家,在城里做生意,说是把养猪欠的贷款还清了再回来。”老奶奶的话语总是被泪水冲涮着。“去年,听村里的人说儿子病了,我就到郑州去接他回来,回来不到两个月,就死了,他一死,媳妇也开始病了……。”

年轻的夫妇在村头的坟地里,再也看不到这日夜流淌着的泪水了。他们也无法知道为了能让年仅9岁的建龙继续上学,老母亲让老伴到学校去磕头,而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从160元的学费里减免40元。

老奶奶一遍又一遍地擦干她的眼泪,最后,她两眼空空地对着屋子说:要不打着精神往前过,咋办?我俩一伤心死了,这孩子可咋办?

〖迷雾中的文楼村〗

2001年8月10日,中新社报道:8月4日,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赶赴河南上蔡县芦岗乡的文楼村。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率领下,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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